如果要问在中国古代的官吏之中，哪一位在当今社会最广为人知，我猜想包拯包大人如果排在第二位，恐怕就没人能排到第一了。这主要归功于近几十年来影视剧的持续影响广州华鑫，那个额头上长着月牙、脸色黝黑、断案公正无私的“包青天”形象，可以说是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。
不过，在这种深入人心的印象背后，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。就像明代的张岫曾经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样：“宋之名臣彬彬其盛，何独公之名愈久愈彰；开封府尹二百余人，皆当世名贤，何独公有庙象，愈远而愈企人之敬仰也哉？”说得没错，北宋王朝号称是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朝廷里出名的政治家数不胜数，比如王安石、范仲淹、司马光等人，无论从官位高低还是当时的影响力来看，都比包拯要大，那为什么偏偏是包拯，最后成了老百姓心中那个崇拜不已的“青天”偶像呢？“包青天”这个深入人心的符号，到底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？它在历史长河中又经历了哪些演变和发展？今天，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些话题。
一、历史上的包拯
咱们要想说清楚包拯形象的演变过程，就必须找到一个讨论的起点。这个起点，自然就是历史上包拯本人的真实样貌。毕竟，无论后世如何演绎包拯的形象，历史上那个实实在在的包拯，才是所有变化最初的源头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包拯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，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惠安县的县令，也在京城做过级别不高的官。包拯的父亲非常疼爱这个儿子，并且为他提供了优良的教育。所以，像后来小说里编造的，说包拯因为相貌丑陋而被父母嫌弃甚至虐待的情节，在真实历史上是完全没有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从流传下来的包拯画像来看，他那黑色的面庞和额头上的月牙，很明显也是后代文人墨客们的艺术加工。
包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027年考中了进士。但他考上之后，因为需要在家附近照顾年迈的父母，有将近十年的光景没有到外地去做官，这也为他赢得了“至孝”的好名声。一直到宋仁宗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，包拯在父母先后去世并守孝期满之后，才正式踏上仕途。
这之后，包拯的官场生涯可以说是平步青云，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过各种职务，从地方上的知县、知州、各地负责监察和财税的转运使，到朝廷里的监察御史、御史中丞、三司使等等。当然了，他整个仕途里最出名的一段经历，还要数从嘉佑元年（1056年）到嘉佑三年的这不到三年时间里，代理并执掌开封府的时期，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里最熟悉的那个“开封府尹包大人”了。
但是，只要我们仔细看一下他的履历就会发现，从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正式做官，到嘉佑七年（1062年）去世，在这长达二十五年的官场生涯里，他在开封府任职的时间实在算不上长。除了被派到外地任职的时间，包拯在中央朝廷担任的主要官职，其实是集中在御史（也就是负责监督百官的监察官员）、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，以及管理国家财政的官员这几个方面。而这些，才真正是历史上的包拯作为一名官员，其主要功绩所在的地方。反倒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那些断案故事，在他的实际政绩中，并不显得特别突出。
二、包拯形象由人到神的变化
后世我们所熟知的包拯形象，主要是在他历史原型的基础上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作品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艺术再创作，才慢慢形成的。这其中，既有像文人笔记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正式一些的书面文学，也有在街头巷尾的茶馆、戏园子里，以说书（话本）、唱戏（戏曲）等形式存在的口头文学。而要论传播的效果，那无疑是后者要强大得多。
从包拯还活着的那个北宋时代开始，他在民间的声望就已经逐步显现出被神化的趋势，而这个趋势，到了明朝的时候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。
1、宋代文学作品中包拯的形象
实际上，当包拯还在世的时候，他在老百姓中间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。《宋史》里就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，童稚妇女广州华鑫，亦知其名，呼曰‘包待制’”。“待制”是包拯曾经担任过的“龙图阁待制”这个官职的简称。在宋代的文学作品里面，包拯的形象已经有所体现。比如说，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里就记录过包拯审理案件的故事，南宋初年朱弁所著的《曲洧旧闻》里面，也记载过包拯弹劾国舅张尧佐的故事。这些文人笔记，大多是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为蓝本，在里面加入了一定的文学性想象，这就让包拯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和丰满。但总体来说，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清官、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这样的范畴，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“正统”的。
然而，在宋代那些茶馆酒楼的说书、唱戏里面，包拯的形象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神化的迹象。毕竟，这些说书和戏剧，它们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，就像我们今天的影视剧一样，首要任务就是要吸引观众的眼球，所以在夸张和虚构方面就显得更大胆了。举个例子，在《三现身包龙图断冤》这篇话本故事里，就出现了包拯通过一个叫孙文的鬼魂连续三次现身、利用梦的启示以及破解“速报司”的一条谜语来破案的离奇情节，这就已经开始涉及到鬼神之类的超自然事件了。当然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能够反映出民间对于包公的崇拜，正在一步步升级。
2、元代包公形象的鬼神化
通常来说，人们对于某种事物的崇拜，其深层次的心理原因，往往源于一种现实中的缺失感。就好比一个人缺钱了就想发财，于是可能会去拜财神爷。而当一个历史时期，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贪官污吏、压迫剥削、司法不公等等现象的时候，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去崇拜某一个清官的形象，希望他能够站出来为民做主，主持公道。毫无疑问，那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元朝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。
在那样的一个大背景下，人们希望包拯包大人去惩治的，往往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，而真实历史上的包拯，显然是不具备这种通天的能力的。于是，在元代最为流行的元杂剧里面，我们就能看到，人们不断地将自己对于清官的所有美好期望，都投射到了包拯这个艺术形象身上。这就使得元杂剧里的包拯，不仅拥有了超乎常人的智慧，甚至还具备了能够沟通阴阳两界、操控鬼神的神奇本领。
有学者专门统计过，在现存的元杂剧剧本中（可以参考《全元曲》），以包拯为主角的剧目就有11篇之多。这其中，有5篇的主要内容，就是讲述包拯如何运用非凡的智慧来断案的故事，比如像《智勘后庭花》、《智赚生金阁》等等。在这些杂剧里面，包拯通过破解字谜、设置精巧的圈套、制造矛盾冲突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侦破案件，跟宋代的故事比起来，包拯的智谋水平可以说是有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。
与此同时，对于元代的普通民众来说，他们所面对的“敌对势力”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，强大到人世间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将他们打倒，必须要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行。所以在元杂剧里，我们就看到包拯已经拥有了和鬼神进行交流的能力。比如说，在郑廷玉创作的杂剧《包待制智勘后庭花》中，包拯就对着一个叫翠鸾的女子的冤魂说：“兀那鬼魂听者，你去到黄昏插状来，咱两个白日里难说话”，这说明包拯不仅能看见鬼魂，还能跟鬼魂对话。在另一部杂剧《神奴儿大闹开封府》里面，也有神奴儿的鬼魂亲自跑到开封府来向包拯喊冤告状的剧情。
3、明代包拯形象神化的巅峰
明代可以说是包拯民间形象被神化的最高峰。如果说在元代，包拯的“鬼神化”主要还只是体现在他和鬼神能够进行交流这个层面上，那么到了明代的小说和戏曲里面，包拯的形象简直就跟“齐天大圣”孙悟空差不多了，那真是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
举个例子，在明代的许多作品里，包拯都拥有了一件叫做“赴阴床”的法宝。包大人只要往这张床上一躺，就能够自由地穿梭于阴阳两界，下可以到地府，上可以通达天庭。比如在明代的公案小说《包公案》里就有这样几个小故事：一个说有个叫潘宾的清官被奸臣陷害死了，正好赶上包拯坐着“赴阴床”去阴间审案，于是这个清官就当面向包拯诉说了自己的冤情（《忠节隐匿》）；还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五个老鼠精能够变化人形，在民间作恶多端，包公就躺在“赴阴床”上一直飞到南天门，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玉皇大帝，并且从玉帝那里借来了一只“玉面猫”下凡降妖（《玉面猫》）。另外，我们估计，这个情节很可能跟后来清代小说《三侠五义》里那个著名的“五鼠闹东京”的故事，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。
再举个例子，在明代的公案小说当中，包拯除了会断案之外，还增加了降妖除魔的本领！比如在《百家公案》里就有这么一个段子：话说某个地方有条白蛇修炼成精，包拯就联系了当地的土地神，设计了一个圈套困住了蛇精，最后由包拯亲手一箭把蛇精给射死了！类似的故事还有诛杀害人的妖妇、用剑刺死狐狸精等等。在《为众伸冤刺狐狸》这个故事里，包公把狐狸精抓住之后，亲手将其千刀万剐，可以说是非常暴力了！
明代的公案小说，把包拯的形象进一步地神化，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包拯的崇拜在不断加深，而另一方面，其实也表明了某一种艺术形式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致。人们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神通和特异功能附加在包拯的身上，期望着他能够斩断人世间所有不公平的事情，这无疑也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。看看小说里那个能够上天入地的包公，再回头看看现实世界里依旧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，这其中的失落感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吧。
三、包拯形象由神向人的回归
其实，明代的公案小说，和我们今天的网络小说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，那就是它们都是商业化的产物。咱们看网络小说，其实也能发现这么一个趋势：一开始大家看那种主角无敌、一路碾压的“爽文”觉得很过瘾，但是看得多了难免会觉得腻，总想看点新的套路和不一样的脑洞。明代的公案小说，已经把包拯写成了一个上天入地、无所不能的“齐天大圣”了，那到了清代如果还这么写，估计读者们也早就看腻了。所以，清代小说中的包拯形象，反而出现了一种从“神”回归到“人”的趋势。
说到清代小说里的包拯形象，可能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部《三侠五义》了。这部小说，实际上也是近些年来改编的各种影视作品中，包拯形象最主要的来源。那么，我们在《三侠五义》里面看到的包拯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？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他本来那个清官、能吏的样子了吧？单从小说情节来看，在很多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环节，包拯破案所依靠的，不再是那些上天入地的神通，而是他自己的智慧，以及像展昭、公孙策，甚至是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这些身边人的帮助。
甚至在《三侠五义》这部小说里，包拯有时候也会受到别人的蒙蔽。比如说，在书中的第七十二回到八十四回，围绕着新上任的杭州太守倪继祖的相关案件中，实际上包拯就没有能够识破“北侠”欧阳春等人设下的计谋。当然了，那个案件的最终结局还是皆大欢喜的。
文史君说
包拯形象的演变过程，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历史上那个敢于直言进谏、擅长审理案件的原型，到后来被逐步地神化，再到清代和近现代又逐渐回归到人性化的过程。而这整个变化的脉络，实际上从最开始，就是截取了包拯原型中的一个侧面，也就是他断案的能力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深化和演绎的。从民间老百姓的需求角度来说，朝堂之上的谏诤离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遥远了，而身边的地方官是否清正廉洁，则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直接感受到，也是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，一位在历史上政绩更为全面的贤臣包拯，最终是以一个“判官”的形象，长久地留存在民间记忆里的原因吧。
参考文献：
翟玉英：《关于民间传说中的包公形象问题》，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。
《包公案》、《百家公案》、《三侠五义》等。
（作者：浩然文史·文史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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